在传统文化经典中，哪些是重中之重？“如何选择更适合的书”是教师阅读及传统文化教育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读哪些书？这在古代中国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从朱熹开始，“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便成了传统士人的必读书；近现代以来，章太炎、钱穆等学者提出了不同版本的“新四书”，以此提炼、建构儒学或中华人文精神，其中，钱穆“新四书”说最具学理性，为新时代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

　　钱穆说：“朱子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四书固当读。余意今日人人当必读《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四本书。姑名之曰‘新四书’可也。”“四书”之名出现始自朱熹，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朱熹在漳州刊刻了“四书”，并为之作注，这便是《四书章句集注》。钱穆把朱熹退“五经”而尊“四书”看作中国学术史上旋乾转坤的大事，那么，拿《老子》《庄子》替换掉“四书”中的《大学》《中庸》，提出“新四书”之说，其思想史、文化史意义，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新四书”说的提出是建立在钱穆对“四书”的深厚研究之上。他说：“朱子《四书》，亦具道统之意。朱子以《大学》为曾子作，《中庸》为子思作。孔子之道传于曾子，曾子传之子思，而孟子受学于子思之门人。”在钱穆看来，朱熹标榜“四书”，主要是出于建构儒家道统的需要。然而这一儒家道统的建构，在学术发展史上却是成问题的。他考论说，“《中庸》乃秦时之书”，“（《大学》）成书年代或更晚于《中庸》”，“故以《四书》为四子书，为孔、曾、思、孟之道统相传，实为无稽之说，殆无再拘守信从之意义矣”。

　　事实上，近现代以来，一直有学者提出不同版本的“新四书”，主张通过“新四书”重建儒家道统。例如，章太炎说：“十三经文繁义赜，然其总持则在《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章太炎的“新四书”特别张扬孝道与礼教，强调知行合一，而这一强调与张扬当与章太炎身处民族救亡、西潮澎湃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如何重建经学、实现儒学的近代转型等问题密切相关。梁涛则主张把“真正能代表、反映早期儒学文化精神与生命的”《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四部书合称“新四书”，“统合孟、荀”，以期更好地“涵盖、反映早期儒学的精神内涵”。

　　从以上章、梁的论说可知，“四书”作为承载儒家道统的形式一直被传承，但学者们对于选择哪四本儒家典籍，却各有见解，而这些不同的选择源自不同的学术史观念及复兴儒学的时代背景。与以上二者比较，钱穆先生“新四书”说的显著特点在于，他不再仅仅是重建儒家道统，而是要客观、全面地反映中华人文精神。

　　爬梳钱穆著作，他之所以把《老子》《庄子》列入“新四书”，有三点理由：

　　其一，《老子》《庄子》为历代知识阶层的必读书，只有这两部书的文化史地位才能与《论语》《孟子》并提，而“《学》《庸》自难与媲美”。钱穆说：“每一个民族，均有其人人必读之书。自朱子起，六百年来人人必读之书为四书。《论语》《孟子》为我国两千年来必读书。《大学》《中庸》则为六百年来所定。余意《庄子》《老子》亦当为必读书，固儒道两家已有两千年历史，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最久。”“儒家道家，乃中国思想史里两条大主流。儒家宗孔孟，道家祖老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四部书，两千年来，为中国知识阶层人人所必读。”

　　其二，相较“四书”，“新四书”更为全面地含摄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国人之道理，万变不离其宗，均包含在《论语》《孟子》《庄子》与《老子》四本书中矣”，“苏东坡曾说过，他尚有很多话想讲，后来读到《庄子》，才知道都被庄子讲完了”。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既包括儒家的修齐治平、安民富民的思想，也包括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

　　其三，道家矫正了儒家的缺失与流弊，但并不批评儒家的根本精神，《老子》《庄子》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钱穆说，“道家也是儒家的反对派”，“矫正了儒家思想的缺失和流弊”；“庄子的思想，是批评儒家的，但他批评的是儒家的流弊，而不是儒家的根本。他批评了儒家的毛病，而不是批评儒家的精神”。饶宗颐先生也是从儒道互补的角度建议把《老子》《庄子》列入新的经书体系。饶先生说：“儒、道两家是中国本有文化的两大宗教思想基础，儒、道不相抵触，可以互补，各有它的优越性，应予兼容并包。《老子》《庄子》等书原已被前人确认为经，自当列入新的经书体系之内，作为一重要成员。”例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的核心思想理念，不仅是儒家的，同样也是道家的。老庄通过反对提倡低层次的、功利性仁义这一价值实现方式，以维护仁义本身的价值，提倡一种更高层次的仁义，在此意义上，庄子认为“大仁不仁”。

　　从以上引述可知，钱穆列《老子》《庄子》入“新四书”，更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实际，更深刻地展示了中华人文精神的贯通性。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新四书”说“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为中华经典的教育、传播确立了核心内容。对儒、道经典的同等重视，更为全面地反映了传统价值观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源流关系。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来自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价值观，那么，老庄之“贵柔”“无为”为核心价值观的实现提供了重要途径，老庄之“齐物”“坐忘”“心斋”为人们安顿精神提供了贴近心灵的方法，老庄思想的思辨性、文学性为传统文化教育增添了活力。把《老子》《庄子》列入“新四书”，将从整体上加强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吸引力，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有助于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当然，钱穆只是提出了“新四书”，并对《论语》《庄子》做出了注释（《论语新解》《庄子纂笺》），但没有像朱熹那样通过注释来直接体现某种道统或精神。《老子》《庄子》虽有魏晋哲学家王弼、郭象作注，但如何通过合注“新四书”，阐释出儒道融通的中华人文精神仍是一个大课题。时下流行的并注《论语》《孟子》的有杨伯峻、金良年等先生的著作，并注《老子》《庄子》的有陈鼓应、张松辉等先生的著作，合注“新四书”的并不多，其中，张松辉《老子译注与解析》《庄子译注与解析》《论语译注与解析》《〈论语〉〈孟子〉疑义研究》初具规模，既比较儒道在具体观点中的异，又彰显儒道在根本精神上的同，为“新四书”的注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参考。

　　“新四书”注释体系的建构过程也是“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而最能反映中华人文精神、最为人们接受的注解体系将“使《四书》之间形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能体现某种思想理论体系的有机整体，‘形成一种任何单篇都无法比拟的理论力量’”（见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在此过程中，钱穆“新四书”说将为新时代经典阅读的选择提供重要参考，为我们教师学习传统文化以及引领青少年阅读提供有益指导。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文化教育中心副教授）